从马踏飞燕到昭陵六骏—— 汉唐时期的战马

  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清理了一座东汉墓(1),出土金銀﹑铜铁、玉石﹑陶器等各类文物200多件,其中一匹铜马特别引人注目。这件铜马以飛奔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馬高34.5厘米,从头至尾長45厘米,重7.15千克。它昂头乍尾,三足騰空,右后足踏在一只展翅疾飛的鹰隼背上(图一:1、2、3)。

  

  

  

  图一:1 马踏飞燕(甘肃雷台汉墓出土)

   

  

  图一:2 马踏飞燕(甘肃雷台汉墓出土)

  

  

  

  图一:3 马踏飞燕(甘肃雷台汉墓出土)

  马头微微侧向左方,与回首惊視的鹰隼相互呼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符合古来良马的标准,也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精品,给了今人极大的研究想象空间,所以自出土以来,学者给他起了不少好听的名字,“马踏飞燕”、“马超龙雀”、“飞马奔雀”等等。

  这座东汉墓还出土了铜车马仪仗俑数十件,有持戟、持矛、持斧的骑兵,有战马,有牵马俑,还有斧车、导车、轺车。据铜马胸前铭文所记﹐雷台汉墓为“守张掖長張君”之墓﹐下葬年代約在公元186~219年之間。

  汉代重视良马由来已久,早在西汉初年,由于秦朝暴政和秦末连年战乱,全国经济凋敝,“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正因为国力孱弱,又缺乏战马,惨受匈奴骑兵的侵扰,只得纳金银布帛而求一时媾和。直到汉武帝时期,经济、军事实力渐盛,才开始对匈奴的反击。而传统的步兵、车兵行动迟缓,难以在大漠与来如风,去无影的匈奴骑兵对战。必须扩充骑兵,组建强大的骑兵兵团,形成对匈奴压倒的势态,这样战马,特别是良马的需要就成了首要前提。

  西汉初期以前,内地的马多头大耳长,体矮颈粗,四肢较短,适合輓车负重,不适于骑乘(图二:1、2)。

  

  

  

  图二:1 漆木马(四川绵阳双包山出土)

  

   

  图二:2 漆木骑兵(四川绵阳双包山出土)

  而真正适于骑乘的良马身高颈长,耳小如劈竹,胸肌宽厚,躯体粗壮,四肢修长,臀尻圆实,马踏飞燕就是其形象写照。汉武帝对这样的良马求知惹渴,可是这样的良马多产自西域,《汉书·西域传》云:大宛国“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应劭云:“大宛有天马种,蹋石汗血。蹋石者,谓蹋石而有迹,言其蹄坚利。汗血者,谓汗从前肩髆出,如血。号一日千里也。”因此汉武帝数次遣使赴西域求取良马。元鼎四年(前113年)从渥洼(今甘肃安西县境内)水边得良马,乃作《天马之歌》。后来又遣使持千金及金马赴大宛求取良马,被拒而且使者被杀。于是命貳师将军李广利出兵西域,进行了将近四年的艰苦征战。于太初四年(前101年)春,李广利斩大宛王首级,取回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武帝甚喜,遂把原来名天马的渥洼乌孙马改称“西极马”,把大宛汗血马赐名作“天马”,作《西极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径万里兮归有德。承威灵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由歌词可见,汉武帝对用西域良马平定夷狄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雷台汉墓出土的骑兵仪卫铜俑,战马昂首张口,四足伫立,武士怒目挺胸,一手控缰,一手持戟、矛,似乎随时准备冲向疆场(图三)。

  

  

  

  图三 甘肃武威雷台出土铜持戟武士俑

  这不正是汉武帝当年所期待的骑兵吗?

  汉武帝引进大宛良马,改良了马种,相马之术一度兴盛起来,善相马者东门京依照良马的各部分尺寸,按比例铸造成青铜马,以作为衡量良马的标准。汉武帝诏令把它置于长安鲁班门外,并把鲁班门改名为金马门。后来这类铜马被称为“马式”。1981年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随葬坑出土了一匹鎏金铜马,通高62厘米,身长76厘米。高头长身,龙目兔颔,耳如劈竹,胸肌饱满,足蹄坚健(图四:1、2),

  

  

  

  图四:1 鎏金铜马(陕西茂陵出土)

  

  

  图四:2 鎏金铜马(陕西茂陵出土)

  学者考证是御厩中大宛良马的艺术形象。为我们了解汉代马式的参照。

  汉武帝也正是依仗强大的骑兵消除了北方匈奴之患。任命卫青、霍去病为将,率领强大的骑兵北击匈奴。自元狩二年(前127年)起,

  经过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三大战役,连战连胜,一雪前耻。卫青、霍去病充分发挥了骑兵灵活、迅疾,能长途奔袭的特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河西之战时,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精骑,沿河西走廊西进,经金城、另居(今甘肃永登西),越乌鞘岭,翻焉支山。同年夏,又出北地,涉腾格里沙漠至居延泽,长驱两千余里,追歼匈奴。迫混邪王率四万众归汉;漠北之战聚歼匈奴主力时,最远到达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地带,封狼居胥山(一说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而还。歼敌数量动辄三万、五万,乃至七万。经过这三次军事战役,彻底消灭了匈奴的主力,“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直到西汉晚期,和亲代替了争战,再无大规模的侵扰。

  而这时的骑兵,尚是在发展中的兵种。马具还不完备,马鞍低矮,更没有能把骑兵与战马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马镫,骑兵的兵器、甲胄仍待于进一步完善。东汉后期,马鞍渐渐高起,西晋以后有了马镫,使用的兵器马戟的形制也慢慢改进,骑兵的装备渐趋完善。但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重甲骑兵(人披铠甲,马披具装),由于战马的负荷过重,限制了战马的速度。又过了二百余年,到了隋末唐初,以唐王李渊、李世民氏父子学习突厥骑兵的长处,为战马卸去了沉重的具装,成了轻装骑兵,才恢复了骑兵原本灵活迅疾的特点,这当是骑兵装备上的第二次革命。

  李世民在推翻隋朝和后来平灭各路反王时,多年征战,他坐下的战马和他一起屡立战功,也曾救他多次脱险。李世民即位后,于贞观十年(636年),下诏匠师将自己在屡屡征战时骑乘过的六匹骏马的形象刻石立于陕西礼泉县昭陵陵园北阙之前,以彰显战功,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陕西省博物馆看到的六块骏马浮雕石刻(其中两块为复制品),后人称之为“昭陵六骏”。

  据说这六匹战马图像的蓝本是由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的。这六匹跟随唐太宗闯营掠阵的骏骑中,有平刘黑闼时所乘的“拳毛騧”,平王世充、窦建德时所乘的“什伐赤”,平薛仁杲时所骑的“白蹄乌”,平宋金刚时所乘的“特勒骠”,平东都时所乘的“飒露紫”,平窦建德时所骑的“青骓”。昭陵六骏的每块石刻均由整块长方形巨石雕琢而成,高约170厘米,宽约205厘米,厚约30厘米。它们在关中大地屹立了一千三百余年,到了20世纪初的1914年,其中“飒露紫”、“拳毛騧”两块石刻被盗运到美国,现藏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块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这六块石雕表现的都是战马的侧面形象,有的扬蹄驰奔,有的碎步行走,有的停足伫立。它们像是在战场上驰骋,或刚刚从战场上下来,被射中的箭支还留在身上。特别是“飒露紫”的头前,一位头戴兜鍪,腰佩刀及箭囊的将军,伫立在俯首为它拔箭(图五)。

  

  

  

  图五 昭陵六骏-- 飒露紫

  这个人就是唐初名将邱行恭。据《新唐书·丘行恭传》记载“行恭,善骑射,勇敢绝伦”。公元621年,唐军在洛阳邙山与王世充军决战,秦王李世民为了试探敌方兵力的虚实,骑着飒露紫,亲自带领丘行恭等数十骑冲至敌人阵地的后方,与敌交战甚烈,斩敌无数,但不慎与随行诸骑失散,跟在身边的只剩下了丘行恭。突然间敌人的流矢射中了“飒露紫”前胸,丘行恭先是张弓射杀冲到前面的几个敌兵,又跳下马来,不顾个人生死给御骑飒露紫拨箭,并且把自己的坐骑让给秦王,自己“于御马前步执长刀,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得入大军。”为此,唐太宗对他大大褒奖,并把他的形像雕刻在“飒露紫”旁,以彰显后世(语见《旧唐书·丘行恭传》:“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前”)。太宗给“飒露紫”题的赞语是:“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愚詟川,威凌八阵”。

  昭陵六骏的名字都不是中原本土的马名,有学者从突厥语语源学角度考证,“飒露紫”又名“沙钵略”,是勇健者的紫色战马;“拳毛騧”是“权于麾”国的良马;“什伐赤”是以突厥高官号“设发”为名的战马;“特勒骠”应作“特勤骠”,“特勤”本是突厥的职官名;“白蹄乌”是被冠以“少汗”荣誉性专名的坐骑;“青骓”一词也源于突厥语,这匹马当来自于西方大秦。由此可见它们都是出自突厥百里挑一的良马(图六)(2)。

  

  

  

  图六 昭陵六骏-- 青骓

  据史书记载,李渊、李世民变甲骑具装为轻装骑兵从李渊任隋朝将领就已经开始了。李渊镇守晋阳在马邑备边时,对突厥骑兵进行的长期而细致的研究,认为“突厥所长,唯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正因为突厥骑兵行动迅疾,可以抢占先机,以致征战每每取胜。而突厥骑兵行动迅疾的原因是他们的战马不披具装,负载轻,而“中国兵行,皆反于是”,战马为沉重的具装所累。“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则可以战而胜之”。 于是汲取突厥骑兵的长处,模仿突厥轻装骑兵的模式,训练自己的骑兵。这对骑兵来说是有划时代的改革举措,并且取得了极大成效。

  在隋末唐初的连年征战中,李渊父子为了装备骑兵,对突厥、西域的良马求之若渴。如太原起兵时,李渊不惜向突厥称臣,才赊取好马五百匹。武德三年(620年)李渊令李瓌向突厥纳布帛数万段,约和亲,颉利可汗“遣使随瓌献名马”。贞观元年(627年),西突厥献万钉宝钿金带以及马五千匹。他们还在边贸互市中购马,在与突厥的作战中俘获战马充为己用,如武德八年(626年)唐将王君廓破突厥于幽州,“俘斩二千余人,获马五千匹”。贞观四年(630年)李靖灭突厥,“俘虏男女十万口,驼马数十万计”。当时各路反王也是如此,刘武周于大业十三年(617年)把俘获的汾阳隋宫人进献突厥可汗,突厥“以马报德”,武德三年(620年)王世充将宗女嫁入突厥,得聘马千匹。

  李唐的轻骑兵在多次征战中屡建奇功。大业十一年(615年),突厥犯塞,李渊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前去御敌。由于兵力不足,堪堪垂败。李渊“选精骑二千为游军,居处饮食随水草如突厥,而射猎驰骋示以闲暇,别选善射者伏为奇兵。虏见高祖,疑不敢战,高祖乘而击之,突厥败走。”大业末年,贼兵魏刀儿夹攻太原,李渊出战被围,李世民率轻骑兵突入重围把李渊救出虎口。又会齐步兵,大破贼兵。这一年李世民刚刚十八岁。唐太宗麾下许战将也善于用轻装骑兵作战致胜,贞观四年(630年,《新唐书》作贞观八年) 突厥进犯定襄,李靖“率骁骑三千,自马邑出其不意,直趋恶阳岭以逼之。”可汗大惊怖,李靖又施计离间其心腹,其后出兵定襄,大破突厥,斩杀无数,俘获了隋齐王杨暕之子正道及隋炀帝的萧后,唯突利只身逃遁。 在李世民麾下,尉迟恭、秦琼、程知节等都是跨马持锐的骁将。

  除了“昭陵六骏”之外,许多三彩马都是唐代良马的化身,如河南洛阳关林唐墓出土的一匹,高66.5厘米。周身漆黑,唯马的头面、马尾、四蹄作白色。它胸肌宽厚,臀尻浑圆,足胫细而蹄碗大,低头作嘶鸣之态(图七:1、2)。

  

  

  

  图七:1 黑釉三彩马(河南洛阳关林出土)

  

  

  图七:2 黑釉三彩马(河南洛阳关林出土)

  马的身上已备好了鞍轡,随时等候主人骑乘。由这匹三彩马我们自然的会想到“昭陵六骏”的白蹄乌,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如陕西礼泉县初唐辅国大将军张世贵墓出土的陶马,高49厘米,白色绘彩,马的身躯微微后坐,右前蹄抬起,马头侧俯嘶鸣,似乎要挣脱前面牵马俑手中的缰辔而驰奔沙场(图八:1、2),

  

  

  

  图八:1 陶马(陕西礼泉出土)

  

  

  图八:2 陶马(局部)

  其形象生动异常,正如李贺《马诗》第四首所写,“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1) 雷台汉墓的入葬年代,一般认为在“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至献帝之世”,吴荣曾《“五朱”和汉晋墓葬断代》认为:“同样出土小五铢的雷台墓,其年代也应靠近西晋为合适”,孙机《关于甘肃武威雷台出土铜奔马的年代》也有相关论述。虽然对墓葬时代的判断略有早晚,不影响铜奔马的艺术成就。

  (2)关于“昭陵六骏”名字及马种的考论,参见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

  

  

  《古兵探观工作室》  杨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