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马具

  我国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遗址中已出马骨,然而当时如何驭马,情况尚不尽明了。商代贵族多以车马随葬,马具自比遂有迹可寻。在以后的三千多年间不断发展演变,设计出许多优美而使用的部件,形成了中国传统马具之独特的风格。

  除简单的绳套不计外,最先被采用的马具当属络头。河南安阳商墓出土铜刀柄端所铸马头上的络头,已由项带、额带、鼻带、颊带等组成(图一)。

 

 

  图一 商代铜刀柄上所见马络头

  其上未见衔、镳,形制较原始。衔是马口中的嚼子;衔的两端有环,环外系辔,环中贯镳。镳不仅可以使衔的位置保持固定,还是辔的着力点。衔、镳、络头和辔组合在一起,能对马匹较有效地加以控制。商代一般用皮革制马衔,铜衔仅在殷墟西区1613号马坑等处见到寥寥数例。但商代的镳却多用铜制。常见的一种为方形,中有孔,上有半环,两侧为管状(图二:1)。

 

 

  图二 铜衔镳

  1、商(河南安阳孝民屯出土)

  使用时将革衔从当中的孔里穿过去,上部的半环用以系辔,两侧的管中贯皮条与络头相连。西周时仍有这种类型的铜镳(图二:2);

 

 

  图二 铜衔镳

  2、西周(河南浚县出土)

  但更为常见的是角形镳。长安张家坡55号西周车马坑与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中均出鹿角镳。春秋时的角镳也曾在河南新野曾国墓、安徽寿县蔡侯墓等地出土。战国时,角镳和骨制角形镳仍不罕见。风气所及,铜镳也有制成角形的,如何南浚县辛村等地西周车马坑出土之铜角形镳(图二:3—7)。

 

                                              

 

  图二 铜衔镳

  3、西周(陕西扶风出土); 4—6、西周(河南浚县出土); 7、春秋(陕西户县出土)

  不过由于铸铜件时造型可以自由设计,故西周铜镳又有蝌蚪形、S形等多种式样。S形铜镳在汉代继续流行,或将其两端做成桨叶形,或附加镂空的卷云纹,也有鎏金或以错金构成花纹的(图二:8—12)。

 

      

 

  图二 铜衔  镳

  8—9、西汉(河南洛阳出土);10—11、西汉(湖北光化出土);

  12、西汉(河北满城出土)

  十六国时多用椭圆形的板状镳,河南安阳孝民屯154号前燕墓、辽宁朝阳屯台子后燕墓,以及吉林集安七星山96号、万宝汀78号等高句丽墓中均曾出土(图二:13)。

 

 

  图二 铜衔镳

  13、十六国(吉林集安出土)

  椭圆形板状镳且传至海东,日本古坟时代的马镳多呈此形。南北朝晚期,如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中的马,用的却是长条形、微弯、上端圆而细、下端扁平的桨形镳,与同时代之南西伯利亚出土的突厥镳相似。唐代也用这种镳,见于梁令王赞《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宋徽宗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等画卷,实物则在陕西富平李村李凤墓、西安洪庆村独孤思贞墓、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呼斯淖晚唐契丹墓等处出土,足见此型镳与有唐一代相终始(图二:14、15)。

 

 

  图二 铜衔镳

  14、突厥(南西伯利亚出土); 15、唐(陕西富平出土)

  元以降,铜镳多简化成环形,逐渐从马具的重要品类中淡出了。

  系上络头和衔、镳的马,古代民族常直接骑乘。古希腊人多骑裸背马,罗马人则要到公元以后才用马鞍;我国远古时期也不例外。但裸背马相当难骑,故六经无“骑”字,先秦之马多用于驾车。直到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左传》中才记录了一次贵族“乘马”的事例。古代研究《左传》的大师如杜预、陆德明等皆谓此为骑马。南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且指之为骑马之始。当时或已出现雏型的鞍。秦与西汉初,陕西临潼始皇陵和咸阳杨家湾汉高祖长陵之兵马俑坑所出陶战马均备鞍,唯形制低平,仿佛是一块垫子(图三:1、2)。

 

 

  图三 从垫子形的鞍到两桥垂直鞍

  1、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 2、西汉(长陵兵马俑坑出土)

  为了防止骑者坠马,鞍的前部与后部逐渐隆起。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的东汉彩绘木马,鞍桥已明确可辨(图三:3)。

 

 

  图三 从垫子形的鞍到两桥垂直鞍

  3、东汉(甘肃武威磨嘴字出土)

  之后,鞍桥继续加高。至三国时,“高桥鞍”这样的专门名称已见载于《魏百官名》(《初学记》引)的词条中。西晋时,鞍上的前、后鞍桥均直立,考古用语称为“两桥垂直鞍”;江西瑞昌西晋墓所出瓷马之鞍可以为例(图三:4)。

 

 

  图三 从垫子形的鞍到两桥垂直鞍

  4、西晋(江西瑞昌码头出土)

  可是鞍桥升高,加大了上马的难度。而且在这时的高桥鞍上,后鞍桥还往往略高于前鞍桥,更使上马跨鞍的动作遇到障碍。也就在这一时期,我国发明了上马用的单马镫。湖南长沙金盆岭21号墓(西晋永宁二年,302年)中出土了著名的单镫骑俑。其单镫悬于马鞍左前侧,镫系较短,只供上马时搭足之需,在马上坐定以后,此镫就甩开不用了(图四)。

 

 

  图四 西晋单镫骑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之马镫的出现是以高桥鞍的使用为前提,世界其上地区未曾出现这样的条件。我国使用单镫的历程相当短,比金盆岭西晋墓仅晚20年的南京象山7号墓(东晋永昌元年,322年)所出陶马已配置双镫。从单镫到双镫,虽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趋势,但两者的作用却大小相同。模仿一句西方的口头禅,这件器物器物虽小,它的意义却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有了双马镫的承托,骑者在马上才能真正做到得心应手,控纵自如。比瓦尔(A .D .H .Bivar)说:“像马镫这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全部罗马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像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镫为何物。”在今伊朗地区,萨曼王朝(10世纪)时才传入马镫,波斯人称之为“中国鞋”。马镫是我国先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大贡献。进入5世纪以后,北朝诸国在拥有马镫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具装甲骑,骑兵和战马均披铁甲,这在汉代是无法做到的。汉军绝大漠,通西域,将士们骑在没有马镫的马上长途奔袭,冒矢石,接白刃,还要时时防备自己失鞍落马,艰苦的程度难以想象。而在北朝墓葬中,具装甲骑俑却屡见不鲜,它们代表的是当时威力强大、所向披靡的重装骑兵。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与刘宋大战,宋军溃败,六州残破。《宋书?索虜传》总结此次战役时说:“彼我胜负,一言可蔽,由于走不逐飞。”走指南朝的步兵,飞则指北朝铁骑。

  一般来说,北朝马具以装备悬双镫的两桥垂直鞍、硬质箕形障泥、满缀马珂或铜铃的网络状鞦带、椭圆形板状镳等物为特征。其重心则是马鞍,所以前、后鞍桥上常包覆炫目的金属饰片。在安阳孝民屯154号墓、集安七星山96号墓、集安万宝汀1078号墓中均曾出土鎏金或镂花的铜鞍桥。

  但早在北魏平城时代对鞍县的形制已在着手改进。山西大同雁北师院2号北魏墓出土的陶马,所置之鞍似是皮革制品。前鞍桥内或装木胎骨,故稍高挺。鞍面自前而后呈徐缓的坡度,连接到低矮的后鞍桥上(图五:1)。

 

 

  图五 北魏革鞍

  1、山西大同出土

  河南洛阳北邙山北魏?元邵墓(建义元年,528年)出土陶马之鞍,虽然覆在鞍袱之下,但形制与前者(图五:2)。

 

 

  图五 北魏革鞍

  2、河南洛阳元邵墓出土

  此类革制鞍面上出现了适合人体骑乘之姿的凹面弧度,与之前的两桥垂直鞍相较,是一项重大的进步。这两匹陶马在鞍下且悬有硬质箕形障泥。国内尚未发现此类障泥的实物,但新罗天马冢曾出竹制、桦皮质和漆板障泥,可资譬况。天马冢的桦皮障泥上绘有色彩鲜艳的马纹。甘肃武威雷台晋墓出土铜马的障泥上也绘有马纹。鞍下悬障泥的作法在东汉画像石上已然见到。(图六)

 

 

  图六 东汉画像石上所见马纹障泥(山东临淄出土)

  山东临淄南关小学旧存画像石上之马也悬有马纹障泥,可见天马冢障泥的渊源所自。

  李唐自北周起家,唐代鞍具在北朝的墓基础上又作了改进。北朝马鞍的后鞍桥偏低,唐鞍则加以强化,使之更便于承托人体,从而设计出新型的“后桥倾斜鞍”。这种鞍以木为胎骨,造型固定,曲线优雅,如新疆乌鲁木齐盐湖2号唐墓出土木鞍之例(图七:1)。

 

 

  图七 唐代的后桥倾斜鞍

  1、木鞍(乌鲁木齐盐湖唐墓出土)

  而据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泥马俑上的彩绘,鞍上且蒙以锦,是为锦装(图七:2)。

 

 

  图七 唐代的后桥倾斜鞍

  2、泥马上彩绘的鞍与鞯(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

  从文献中看,唐鞍还有银装、愈石装、乌漆装、宝细并金装等多种(《唐会要》卷三一、三二)。又因北朝革鞍较单薄,唐代在鞍下设鞯,不仅使乘者感觉安稳厚实,并可防止马背磨出鞍伤。鞯今名鞍褥,一般用毡子制做,唐人也称此物为“鞍下毡替”。但唐人更推重“虎皮为鞯”,阿斯塔那泥马俑的鞯上就绘出了清晰的虎皮斑纹。至于障泥,唐代较前稍加简化,一般不用拖垂得很长的硬质大障泥。这时多将障泥的上端掩于鞯下,下垂不过马腹,且以锦制者为尚,唐诗中不乏吟锦障泥的诗句。而备鞍之后,如暂不骑乘,则在鞍上罩以鞍袱。鞍袱又名鞍帕。杜甫诗“银鞍却覆香罗帕”,王建诗“黄帕盖鞍呈过马”;皆指此物。

  为固定鞍、鞯计,须向马胸、腹、尻部引出带子加以系结。自马鞍向下的约住马腹的带子名韅,通称马腹带。自鞍前绕过马胸的带子名攀胸,也叫钩臆带。自鞍后绕过马尻的带子则叫鞦。这些带子上所装饰件本名马珂,唐代多称之为杏叶。唐代杏叶的样式众多,除饰以卷草、宝相花等植物纹样的以外,还有铸出鸾鸟、鸳鸯、麒麟、狮子等动物图形的,其中不乏造型优异的工艺精品(图八)。

  图八 唐代杏叶

 

             

 

  1、唐马俑上所见(西安十里铺337号唐墓出土);

  2—3、唐马俑上所见(西安南何村鲜于庭海墓出土);

  4—5、铜杏叶(永泰公主墓出土)

  6、铜杏叶(卢芹斋旧藏); 7、银杏叶(日本正仓院藏); 8、鎏金铜杏叶(巴黎私家藏)

  为了便于辨识,兹将唐代马具之各构件的名称综合标注如图九。

 

 

  图九

  辽代鞍具以内蒙古昭乌达盟赤峰大营子驸马肖屈列墓(应历九年,959年)与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陈国公主墓(开泰七年,1018年)所出者最引人注目。驸马墓中出土之鎏金的银、铜马具近400件,但马鞍的木质部分不存。而陈国公主墓中的银装木鞍基本完整,与乌鲁木齐盐湖2号墓之鞍相近,犹规抚唐制。所不同者,辽代承北朝余绪,也在前、后鞍桥上包金属饰片。唯陈国公主墓的前鞍桥饰片呈颌弓形,后鞍桥饰片则是木鞍后倾部分之下縁的一道镶边;与两桥垂直鞍之前、后鞍桥上所饰者全异其趣。此外,这副马具中还有络头、攀胸、捎带、鞦带上的各类饰品达185件之多。元代马鞍的形制与辽代接近,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乌兰沟所出者,不仅前、后鞍桥上有包镶,前、后鞍翘上也有,而且用的是金叶,就更加豪华了。

  最后应当提到的是,马具中的重要部件——蹄铁,在我国的出现却不早于元代。此物在西方有久远的历史,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使用蹄铁已较普遍,而我国直到唐代尚只知为马修蹄。杜甫诗“骢马新凿蹄,银鞍被来好”;其所谓凿,即修治之意。宋?赵汝适《诸蕃志》记大食国的马,曾提到:“其马高七尺,用铁为鞋”。西亚人见到中国的马镫,和中国人见到西亚的蹄铁时,在双方同样倍威新奇之余,使用的竟是同样的比喻:鞋。堪称是礼尚往来了。

 

 

 

 

《古兵探观工作室》  杨萍